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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支持和关心我们众多读者朋友，我们将从投稿中筛选出真实、善意、公允的内容，努力为大家提供一个真正服务于读者的内容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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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每年万圣节前夕都会有人在问，今年上海活动会组织在哪。
但是实际上，上海往年的万圣聚集，从巨鹿路的158开始，都从来不是，店家或者个人组织号召的。而是一群人，自己想玩，便穿着打扮的衣服去了。
也就是说，你在哪，万圣夜活动就在哪。
这是一种自发的、流动的、充满生命力的民间狂欢。
22年万圣是疫情封控接近尾声时，城市生命力正逐渐复苏，大家贪婪地呼吸着撕破小口而流入的自由空气。还记得一边和cos 病毒的人合影，一边担心人群流量这么大，回去真的密接隔离了。
而23年是解封后的第一年万圣，也是人群最庞大，整活最多、最有意思的一年。那年的盛况，把上海万圣节词条直接顶上了热搜第一，从而被盯上了。
于是去年巨富长拉上栅栏禁止了，但人们又去了大悦城继续玩。今年大悦城也禁止了，古北以及还有别的未能天罗地网的街道，都有了cos的身影。
Be water。这正是万圣夜活动的趣味之处，更是他们所恐惧的。你无法禁绝一种没有固定形态的欢乐。就像你无法禁止鸟儿唱歌，除非猎杀掉天空中所有飞翔的鸟儿。 source
想起一段早年的经历 source
香港理工大学22岁内地学生踢室友猫致其死亡，被判5个月监禁。
余某某辩解称“猫到处乱拉”，还反问道：“我喂过它吃东西，为什么不能打它？”
法官：文明社会不容虐待动物。 source
从《三联生活周刊》到《南风窗》，几篇爆款文章不约而同地将这场复杂的风波，精心包装成一个关于“如何做人”的道德寓言。但在这个寓言里，跨性别群体的生存、挣扎与人权诉求是完全隐形的。
telegra.ph/罗琳与艾玛之争被隐形的跨性别权益-10-05 source
“桦加沙”过境有三天了，一些人说这个台风有些“乖”，好像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城市的生活还在继续。但是，在台风直击的阳江、江门等城市，一些渔排鱼塘养殖户已几乎倾家荡产。食通社了解到，他们当中许多人之前还欠着贷款。卓明信源负责人郝南告诉食通社，即使是同等风级的台风，对城市建成区和乡村的影响也是迥然不同的，农业尤其没有抵抗力。有人评论说，风王面前，也并没有人人平等。转发食通社《收获在即，粤西农户遭遇全球风王》，关注农渔业遭灾的情况。
telegra.ph/收获在即粤西农户遭遇全球风王-09-28 source
我和女友四蛋儿的关系曾经一度陷入在“她一表现出情绪——我立马出面解决”的行为模式里走出不来。
她在电影院被后座的人踢椅子，我立马替她出头。
她在工作中出现矛盾/烦恼，我就开始疯狂转动大脑想解决办法。
她出现她自己都说不清的情绪而不说话，我却歇斯底里地逼问她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更要命的是，当她不认同我的做法，不按照我的解决方式去解决时，我会瞬间感到巨大的不耐烦。
好像是在怪罪她：“你既想让我帮你解决，但又不听我的，你到底想怎样啊？”
久而久之，在这个模式里的我俩谁都没有获得任何好感受。
四蛋儿觉得她好像并不应该在我面前表现出情绪，需要装出一副情绪稳定的样子。
而我则像是一只惊弓之鸟，全身心的关注着她一丝一毫的情绪变化，随时待命出击。
同时，我愈发变得像一个控制狂，
四蛋儿则越来越难以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她感到永远都无法自己处理问题，总是需要我的帮助。
我才终于开始质疑这个“关系行为模式”本身。
我曾以为，我的做法就是“接住对方的情绪”，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爱+不安+控制的混合反应。
我害怕她痛苦（共情）我想消除她的不确定（问题解决模式）我承受不了那种无助与混乱（自己内在的焦虑）四蛋儿的焦虑、抱怨很容易地激活了我的“保护者原型”，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都有“做她妈妈”的责任感和压力感。
我能敏锐地捕捉她所有“未说出口的期待”，从而过度卷入到了她的课题当中。
而这一切的根本，都是我无法接受无助与混乱，我需要掌控一切。
我看不得四蛋儿身上有负面情绪的出现，我在否认她作为一个复杂的有七情六欲的人的存在。
事实上，这里的根源，是我在否认我自己作为一个复杂的有七情六欲的人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或者说，存在本身，就是复杂的、混乱的、起起伏伏的。
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低谷时期。人有能跨过的痛苦，就会有无法处理的创伤。
但我全部都选择了假装看不到这些客观事实。
我希望我是超人，四蛋儿也是超人。我们永远都一帆风顺，开心幸福。
所有的事情都能被解决，所有的麻烦都能消失。
当我意识到了这些之后，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
那我该怎么办呢？不为她出头，不帮她解决问题，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吗？
我尝试了几次，发现即使我表面不说话，但内心还是很抗拒、不舒服。
“我不能控制她 → 我就不要说话 → 但我还是很难受 → 我是不是就该忍着？”
直到我懂得了：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用非反应式的陪伴。
把注意力从“她说了什么烦恼” → 转向“她现在需要的是被接住”
我可以对她说：
“我听见你很焦虑/累了。”“这些问题真的压得你喘不过气吧。”“我没有答案，但我在你身边。”这不是技巧，而是态度：陪她一起面对，而不是替她处理掉。
同时，我也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类，我也有接不住，消化不了情绪的时候。
我可以跟她说：
“我听你说这些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有点沉重。”“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可能我现在也需要一点空间安顿自己。”
最终，我理解了共情和共在的区别。
共情：我感觉到你很痛苦，我也一起沉进去了
共在：我看见你很痛苦，我没有被拉进去，但我和你在一起
真正的陪伴，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我在她情绪里没有逃开，也没有试图修理她。
我和你在一起，无论你现在是喜悦、焦虑、愤怒，还是脆弱。我不评价你的情绪，不急着改变它，也不被它吓退。我不试图控制你，但我也不疏远你。
当我们两人一起跳出原有的行为模式之后，神奇事件发生了。
我不再像是个控制狂，我也不会把我的全身心都投入到“观察女友的情绪变化”上面。
注意力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感到松弛、专注。
四蛋儿也慢慢找回了自己的力量（事实上她一直是一位优秀的人），正视那些自己说不清的情绪和感受。
她发现原来好像也可以理得清，看清楚。莫名的低落、烦躁、提不起精神，再也不是莫名而来的了。
几个月前，我们一起自驾新疆。在旅途中遇到了许多意外和困难。
但我们像是一个真正的团队，分工协作、有效沟通、拥抱不完美。
如果说要我现在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
两个好奇心爆棚永远长不大的小屁孩儿手拉手一起在世界这个游乐场里，玩个痛快！ source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坚强 因而讨厌柔弱的伪装，
定有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因而不愿意再伪装坚强。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再扮演幼稚无知的小姑娘，
定有一个男人想摆脱“无所不晓”的高期望。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情绪化女人”的定型，
定有一个男人可以自由地哭泣和表现柔情。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
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个女人得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个男人不得不担起对另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只要有一个女人想弄懂汽车的构造而得不到帮助，
定有一个男人想享受烹饪的乐趣却得不到满足。
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source
今天看到一句话，把孩子生在睡不够觉的年代，跟把孩子生在吃不饱饭的年代一样不人道 source
昨晚ig问候了尼泊尔认识的朋友，他用gpt翻成中文告诉我“其实我们国家的人民必须缴纳13%的增值税，但总理的子女和大官们的子女却不用交。而我们缴纳的增值税，他们却拿去中饱私囊。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后，大家都在分享，所以政府就封禁了社交媒体。”
“其实人们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警察，他们向参加运动的人开枪、恐吓，所以才造成了伤亡。我这边非常安全。运动规模很大，而死人只是发生在加德满都谷地。我妈妈她们在乡下，也很安全，我自己也安全。我能给你发消息，真的很开心。”
“现在我们运动的目的已经达成，我们国家的总理已经递交了辞呈，很快会有新人当选为尼泊尔的总理。”
勇敢的人民。希望尼泊尔一切都好🙏 source
只要你想起一个不再联系的人，想到的更多是快乐的瞬间，那这就是happy ending。 source
不要让历史灾难在当代重演🙏 source
在人类社会，左撇子不影响寻偶，但在蜗牛世界内，每4万只才有1只的外壳左旋蜗牛，很罕见，因此爱情之路极艰辛，很大机会孤独终老。日前，新西兰北岛一名插画家就在自家后花园发现左旋蜗牛，决定为它全国“征婚”，寻找同样左旋的蜗牛伴侣。
《华盛顿邮报》28 日报导，住在新西兰北岛的插画家克拉克森（Giselle Clarkson），上周偶然在自家花园发现“奈德”（Ned），一开始以为是新物种，后来了解奈德外壳特殊的旋转方向后，决定为它造个小窝，还帮它取名 Ned，灵感来自美国动画《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左撇子奈德·弗兰德斯（Ned Flanders）。
据悉，蜗牛虽为雌雄同体——它们的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都位于头部一侧，但交配时仍需将生殖孔贴合，才能交换精子或精荚，而大多数蜗牛壳都是右旋，与左旋蜗牛的生殖器位置完全相反，难以吻合交配。研究蜗牛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演化基因学副教授戴维森（Angus Davison）比喻，就像一辆右驾的英国巴士驾驶，和一辆左驾的美国巴士驾驶，相向而行，在两车交错而过时，两名驾驶无法邻窗对话。如果奈德想要交配繁衍，就得找到另一只同样稀有的左旋蜗牛。
于是克拉克森与《新西兰地理杂志》（New Zealand Geographic）合作，号召全国民众在家中花园、公园等搜寻其他左旋蜗牛，为奈德牵线搭桥，趁机鼓励公众走近自然。她又为奈德创作漫画，如孤独小蜗牛在菜园爬行，仰天叹问：“你在那里吗，我的爱人？”寻偶行动获很多当地家庭响应，有一家大小齐戴头灯、穿雨靴，夜间摸黑寻蜗牛，连园丁翻土都格外小心，唯恐一脚踩碎了“奇迹”。
事实上，奈德的遭遇并非孤例。2017年，英国伦敦也曾有一只左旋蜗牛“杰里米”（Jeremy）因找不到对象，登上国际新闻头条，当时科学界也为其发起了全球寻偶行动，最后在英国及西班牙找到两只合适的左旋蜗牛，但戏剧性的是这两只蜗牛“彼此看对眼”，引发轰动的爱情三角恋。最后杰里米还是有与左旋蜗牛成功交配，并顺利产下后代，但是小蜗牛们全是右旋，未能延续罕见的左旋基因。但至少它的生命没有白白等待，它的故事也成为科学界的奇闻。 source
昨天系里开会讨论即将发布的招聘启事（没错我们居然还能继续招人，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没想过在美国大学里要经历这样的时刻：大家字斟句酌忧心忡忡生怕惹祸上身，“多元”“平等”“原住民权利”得全部删掉，“气候变化”最好不要直接提，连“正义”也讨论了半天能不能留（甚至我们说的还是作为一个学术词汇的“环境正义”）。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倒是还挺熟悉的，也不知道同事们是不是真的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source
发这个我可能又要挨骂了，但该讲的话我还是要讲。
前段时间新出的生育补贴政策，2022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三岁之前每年可以拿到3600块的，精确到月，每个月300块。对这个政策互联网上整体还是保持了习惯性的批评，角度很多，主流声音还是批评给的少，比如说是劳斯莱斯5元优惠券。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你可以说对于一部分城市家庭来讲每个月300不够干什么，甚至不够买一罐好奶粉。但不要忘记，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线城市，要喝进口奶粉，用戴森的吸尘器和吹风机。
几年前我们常讲，还有多少人月收入少于多少块。对于这些家庭，每个月三百块可能就意味着孩子能喝上更好的奶粉，每个月也许还可以多几件便宜小玩具或者一两本儿童绘本，也有可能连带改善孩子家人的营养水平，三百块不多，但是总能买上十几二十斤肉蛋奶或者水果。
我常说，作为一个在东北四线小城市长大的90后，我小的时候，家里做饭是放不了几块肉的，一天买几两猪肉切片炒菜借个味道，然后大人舍不得吃，最后基本把肉都给我吃了。我每次敲下这些字的时候心情都很复杂，又温暖幸福又觉得辛酸。如果我小的时候能有每个月十几二十斤肉从天而降，会给我和我的家人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损失厌恶决定了，满意这个政策的人往往不会站出来讲话，而不满意这个政策的人则更倾向于站出来批评，久而久之，舆论场上就都是批评和讥讽的声音，即使真相是沉默的大多数欢迎和满意这样的政策。
一年三千六百块，三年就是一万零八百，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刚刚生育小孩的中国家庭里都不是不值一提的小数字，这笔钱对于他们的生活质量都会起到一定作用。
你可以说每个月三百块不多，但至少我们今天看到政策比起以往有了方向上的根本转变，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从0到1，和从1到10000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就像章北海说的，至少不能让推动这个决策的人，在会议上挨骂。
我一直认为作为公民，观察这个社会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是我们的权利，也是责任，后面是我们对每一个具体同胞和整个国家、民族的爱护和期待。以前我们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国家和社会可以比以前更好，让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现在这个改变终于来了，虽然很缓慢，但却确确实实地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应该支持它，保护这个宝贵的趋势的开始，至少不应该把这个火苗掐死。 source
杭州市图书馆对流浪汉是否能进入图书馆的回复 source
8月3日，儿子在多伦多旅行，特意去寻找李医生的纪念长椅。椅子就静栖在安大略湖边上的Humber Bay Park，孤独地伫立在盛夏阳光下，一棵垂柳旁边，一片泛黄的草地上，仿佛默默地诉说着什么。椅子铭牌上写着：纪念李文亮医生（1986-2020），新冠疫情吹哨人。武汉大学大多伦多地区校友会捐赠。 source
阿伊努人(Ainu)主要生活于北海道和库页岛(俄罗斯称Sakhalin，日本称桦太岛)，同时也散布于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和堪察尔半岛(Kamchatka)，属于西伯利亚民族之一。契诃夫在他的《萨哈林旅行记》曾写道，“俄国人占领萨哈林之前，阿伊努人差不多是日本人的依附奴。阿伊努人秉性温顺，逆来顺受，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没有大米就无法生存，这使他们更易受到奴役。”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也长期遭到歧视，并被强迫认同日本文化，直到最近几年才争取到日本政府和联合国承认为具有独立文化和权利主张的原住民。
安東ウメ子(Umeko Ando, 1932-2004)是一位阿伊努歌手和阿伊努口弦(Mukkuri)演奏者。这首《采菱歌》取自她的第一张唱片《子守唄》(Ihunke, Chikar Studio, 2001)。唱片制作人Oki Kano也是一位阿伊努音乐人，此曲由他以阿伊努五弦琴(Tonkori)伴奏。传统的Tonkori琴身选取蝦夷松或紅豆杉、琴弦使用鹿的肌腱制成，Oki Kano对之进行了现代改良。这张唱片让安東ウメ子的声音和阿伊努人的音乐文化引起广泛的关注，极大地支持了阿伊努人的权利主张。 source
令人痛心，短短一则新闻，可以挖掘的点实在太多了。
想起六十年代初有人会因为丢了一家人的粮票而上吊，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九百块钱对一个从小在极度匮乏中长大的小孩来说能占据着多大的分量了。总觉得他们这一家背后应该有股力量，能支持起这一家人共同面对生活的变故和波折，父亲患病的费用如果有全民医疗覆盖，不再过度加重家庭负担，母亲的工作，即便是零工也可以获得相对体面丰足的报酬，或者直接有相应的福利能稍微托举和支撑一下这一家，不用他们这一家去单打独斗，把如山大的压力只能压在还不成熟的下一代身上，或许小孩不会把丢掉九百块钱就走上绝路，至少不会看得这么重，把他逼上绝路的或许不止是九百块钱，是一次一次累积的无助与绝望吧。 source
